沈奕斐和丈夫都是复旦毕业的高材生，但他们在一双儿女面前很会“示弱”。
记者｜金 姬
2014年，当沈奕斐开始研究家庭教育时，孩子厌学还只是个别现象。11年后的今天，她的亲子直播间挤满了厌学小孩的家长，让这位复旦大学家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感慨万千。
作为二孩妈妈兼社会学者，75后沈奕斐接触了大量厌学小孩家庭。她对《新民周刊》表示：“孩子厌学不仅仅是对学校失望，也是对整体生活失望的结果。”
这不仅是一个家庭问题，更是一种值得关注和反思的社会现象。
孩子厌学不仅仅是对学校失望，也是对整体生活失望的结果。
孩子厌学，可能是对现实生活失去兴趣
“虽然我们做了很多努力，但这几年厌学的个案愈来愈多。”沈奕斐告诉《新民周刊》，这些个案中的父母觉得特别委屈，经常想不通，觉得自己什么都做到位了，基本上答应了孩子的一切要求，但有的孩子却拿不上学作为要挟父母的一个方式——“你不给我玩游戏，我就不去上学”等现象时有发生。“现在的孩子不把厌学看成是一个奇怪的选择，而是一种自然的保护自己的方式。”
展开剩余85%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和大量个案分析，沈奕斐认为，如果孩子真的厌学，他不仅仅是对学习没兴趣，而是对整个现实生活都失去了兴趣。“厌学的孩子，如果情愿到网络世界里跟那些从未谋面的人沟通，不愿意跟现实的人产生链接，那么对于父母而言，就不能只关注孩子的学习，真正要去做的是怎么让孩子对现实生活重新产生兴趣。”
在接触了大量个案后，沈奕斐发现， “孩子不上学，其实是告诉父母自己病了，这是孩子唯一能去让父母重视自己可能心理出问题的方法”。
但也有不少父母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近几年被诊断为ADHD（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的孩子特别多。沈奕斐担心其中是否会存在过度医疗，“孩子上课不专注，马上就觉得孩子注意力缺陷，似乎孩子确诊ADHD以后，家长就松了一口气。我经常遇到这样的矛盾的父母，一方面给孩子贴病症标签，另一方面又依然不放松对孩子的要求”。
在沈奕斐看来，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两个任务是完成对孩子的情感支持和人格培养。而出现孩子厌学的家庭，往往这两点都没有好好去做。“很多父母上了我推出的《松弛父母课》后，跟孩子关系变好了，孩子也开始说愿意去上学了。但是可能三个月以后，父母又把学习放到了很重要的位置，然后孩子的厌学问题卷土重来。父母对于孩子的学习太过在乎就很麻烦，因为这取代了生活中本应该丰富多元的亲子关系。”
别再与孩子“深度捆绑”
沈奕斐有段话火上了热搜——“一旦出现密集母职，孩子的抑郁率一定会增高。”
“密集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这一学术概念首先来自于美国学者莎伦·海斯（Sharon Hays）1996年撰写的论文《母性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Motherhood），指的是社会文化里要求妈妈成为全心全意的照顾者，好妈妈应该投入大量的时间、金钱、精力、情感和劳动来集中抚养孩子，因此，养育孩子变成了一个高投入的事情。
在沈奕斐看来，中国“密集母职”的现象近几年日趋严重，已经到了让人窒息的地步。“‘密集母职’以孩子为中心，但实际上如果家长全方位地关注孩子，那么孩子的容错率就很低。”
根据多年追踪研究，沈奕斐从中国家庭的“密集母职”现象中归纳出三大特点——
首先是家庭生活以孩子为中心，把孩子看得特别重，安排家庭事务以孩子为先。比如，下周一是父母的结婚纪念日，同时孩子要期末考试。怎么办？父母会把自己的结婚纪念日挪一挪。把孩子的事当成大事固然好，但也会使父母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孩子身上，导致孩子以自我为中心，一旦进入应试教育，各种不适应接踵而至。
其次是相信“最长情的爱是陪伴”，时时刻刻关注孩子，不给孩子自我发展的机会，父辈加祖辈六双眼睛时刻盯着孩子，整天像直升机一样盘旋于孩子的头顶，干涉孩子的生活。“他们都有一个认识误区，就是认为在孩子身上花的时间、精力越多越好。”
第三个特点是父母与孩子“荣辱与共”。由于父母将孩子的每个得失都与自己的成功、失败挂钩，所以孩子的任何一个小错误都会引来很多不必要的焦虑和压力，也剥夺了孩子通过犯错成长的路径。
沈奕斐提醒说，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角色是不断转换的。孩子上幼儿园前和上幼儿园时，父母要多陪伴孩子，当好“守门员”；孩子上小学时，父母是“教练”；孩子上初中时，父母是“啦啦队员”；等孩子上了高中，父母只能退到观众席做“观众”了。
孩子是在不断试错中成长的。科学研究证明，孩子犯错要被纠正六七次才会记住并最终改正过来。父母要明白这一点，鼓励孩子多尝试，允许孩子犯错，孩子才能更快地成长。
2020年，沈奕斐出版《做对“懒”爸妈 养出省心娃》，这也是她后来推出的《松弛父母课》的基础。“书里很大的篇幅都在告诉家长，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别老盯着孩子学习成绩，那是人生里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家长把情感支持和人格培养做好了，孩子就能发挥他的潜能，找到自己的独特性。”
沈奕斐和丈夫都是复旦毕业的高材生，但他们在一双儿女面前很会“示弱”。“越是强大的父母，你越要收拢翅膀。如果你是‘老鹰’，孩子可能是从‘小麻雀’慢慢长大的； 但如果你是‘麻雀’，你的孩子反而可能长成‘老鹰’。在我家，我经常是最晚起床的那个，所以我们家两个孩子从来没有赖床的现象,因为他们知道妈妈是不会叫他们起床的，他们自己要按时起床上学。”
孩子是在不断试错中成长的。漫画/崔泓
后喻时代，家长丢失天然“权威”
父母想要跳出“密集母职”的育儿焦虑，首先是要放下自己的焦虑。在沈奕斐看来，中国父母焦虑的原因在于，成年人面对的不确定性在增多。“过去大家都知道怎么做父母，因为两千年来生活就没有太多改变。但现在时代日新月异，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多，家长不知道怎么选择，就很容易迷失在不确定性里，反映到教育上就是容易抓狂，不知道怎么做是对的，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当下家长处于“后喻时代”，之前的育儿观念已经不适用了。
“后喻时代”的全称是后喻文化（the post-metaphor culture）时代，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1970年出版的《文化与承诺》（Culture and commitment）中提出。当时，她将人类文化划分为三个阶段：前喻文化（the pre-metaphor culture）以长辈为知识权威，并喻文化（the mutual metaphor culture）强调同辈学习，后喻文化则因科技革命促使晚辈成为知识传播主体。二战后的技术变革与互联网普及加速了这一现象，推动家庭、职场及教育领域出现代际知识传递方向逆转。
沈奕斐认为，后喻时代对教育产生了一个重要挑战。“过去我们接受教育都是为了学习一个技能或者发展某个能力让自己吃得饱、穿得暖，以后生活发展得更好。但是到了后喻时代目标变了。孩子的人生目标从‘吃得好、穿得好’变成了‘我要活得有意思、有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必须从‘走大家都认可的、合适的道路’变成‘你必须要走出独特的、自己的道路’。所有标准化的工作都可以被机器所取代，你一定要活出一个独特的你。这时教育学上的‘归属感’概念就变得无比的重要——我是谁？我能做什么？我对世界有什么贡献？这三个问题跟你喜欢的东西，想要的人生紧密相关。当你看到别人的人生很好却跟你没有关系的时候，你的模仿就没有意义。在后喻时代，我们所有的学习和教育最重要的目标变成了让我们的孩子或者让我们自己找到我是谁，我的独特性在哪里。这是整个时代变迁的挑战。”
无论孩子是否厌学，他们都可能向父母提出一个问题：“学习有什么意义？”“我的回答是‘不知道’。人生本就是一个不断探索意义的过程，谁能确切地说出‘意义’究竟在哪里呢？但我始终觉得，学习的目的并不是成绩，而是学习能力本身。因为无论你将来做什么事，都需要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尤其是能否用最快的速度把事情搞定，这决定了你能否腾出时间去做真正喜欢的事情。我会告诉孩子，人生是一段很长的旅程。总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件真正喜欢、想投入去做的事。而那时候，你能否抓住它，取决于你是否已经具备完成这件事的能力。而这些能力，往往不是在你喜欢的事情中培养出来的，而是在那些你并不喜欢甚至觉得枯燥的事情里锤炼出来的。你必须提前在那些你不喜欢的经历中，学会如何快速地解锁能力，这样当喜欢的事情出现时，你才能真正握住它。”
沈奕斐建议后喻时代的父母可以学学相声演员于谦。“如果孩子和你抱怨学习上的压力，你不要立刻做出价值判断，因为这很容易让孩子产生一些负面的感受。他满腔的热情都被你给扑灭了，久而久之就不想再和你分享了。你像捧哏的于谦那样，只要接着话题应和就行，让孩子和你畅所欲言，这也是一种情感上的支持。”
与此同时，学校和家长要各司其职而不要错位，前者做好传道授业解惑，后者做好情感支持和人格培养。“如果孩子出现厌学，大家一定记得要‘曲线救国’。他表面上是对学业的厌恶，其实很多时候是对现实生活、对自己本身的能力或者自己存在的意义产生了质疑。所以，家长要让孩子感受到现实生活中的乐趣，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生活本身的意义。一个孩子只要热爱生活，很想去努力做些什么事情，其实最后人生都不会很差的。”沈奕斐总结道。
由于父母将孩子的每个得失都与自己的成功、失败挂钩，所以孩子的任何一个小错误都会引来很多不必要的焦虑和压力，也剥夺了孩子通过犯错成长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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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当沈奕斐开始研究家庭教育时，孩子厌学还只是个别现象。
沈奕斐，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家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学社会性别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从事社会性别、家庭社会学、亲密关系研究近20年，主要著作有《谁在你家》《透过性别看世界》《做对“懒”爸妈 养出省心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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